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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老伯因家庭矛盾外出打工多年，与家人的联系日渐稀少，直至杳无音信。妻子无奈之下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，他的户籍也随之被注销。直到2018年，张老伯丢失第一代身份证时，才突然发现，自己在法律上已经是个“死者”。而妻女拒绝为他作证，父母兄弟也已离世，他一下子陷入了“无法证明我是我”的困境——办不了二代身份证、参加不了医保，连正常生活都难。这桩“活死人”的困局，在法律框架内，究竟该如何破解？
正值深秋，凉意顺着梧桐叶的缝隙钻进衣领。张老伯站在上海市静安区某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，深吸一口气，推开玻璃门。
“同志，我想补个二代身份证，以前用的一代丢了。”张老伯攥着磨得起毛的旧钱包，声音里透露出拘谨。民警在系统里输入他的身份证号码后，眼神突然顿住：“这个户口……2012年就被宣告死亡，注销了。”
张老伯愣住了：“不可能！我明明活着啊！”他急忙翻出皱巴巴的暂住证递过去，却被民警摇头打断：“暂住证是临时的，户籍注销了，您现在没法办身份证。”
于是，张老伯连夜赶回阔别已久的老家，四处打听，才得知由于以前通讯不便、其外出打工多年未与家人联络，妻子找了他几年未果，后来为办理户籍事项、领老房拆迁的动迁款，只得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。
张老伯设法联系到了妻子，对方情绪激动：“当初是你自己消失，丢下我们娘俩，现在凭什么让我撤销申请？别再来烦我！”他又求助于女儿：“爸的户籍被注销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做个亲子鉴定？”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“啪”的一声挂了。之后，妻女的电话再未接通过。
没有“身份”，寸步难行。张老伯只好在社会夹缝中做起了“隐形人”：住不需要刷脸的小旅馆，打不签合同的日结工，生病不敢去医院，社保、医保更是无从谈起。一张看不见的网，将他隔绝在正常生活之外。
张老伯也曾想办法“找门路”，多次找亲朋好友、找律师咨询，却被告知由于缺乏近亲属的证明，连基本的举证都无法完成，每每失望而归。
近几年，张老伯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对医保的需求也越发急迫。2025年9月，走投无路的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求助，这桩持续十三年的“活死人”困局案件，摆到了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白云的案头。
白云仔细翻阅相关材料，发现张老伯的困境几乎无解：妻女联络未果，且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其撤销申请、做亲子鉴定，父母和胞兄也早已去世，没有任何近亲属能作证。
白云决定主动出击，将目光投向张老伯迁入上海之前的户籍所在地——安徽省凤阳县的老家。“既然妻女拒绝配合，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、基层组织的官方证明，或许就是解开这桩‘身份死局’的钥匙。”
五天后，白云带着法官助理和书记员，驱车400多公里来到皖东某村。村里的泥土路坑坑洼洼，车子颠簸着停在村委会门口。他们挨家挨户走访，请老村民与张老伯聊青年时代的往事、打工返乡的细节，辨认张老伯的真实身份；村委会书记翻出压箱底的集体照片仔细比对，指着其中一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，对着张老伯连连点头：“就是张老三（张老伯的小名）！这眉眼，错不了！”
为了让证据更扎实，白云一行人在村委会大院内搭建起一个巡回法庭——几张长桌拼在一起，挂起鲜红的国徽。
那天，院子里挤满了人。七八位白发乡亲轮流站到桌前，用朴实的乡音讲述他们记忆里的“张老三”：他帮忙修过的屋顶、他过年回村祭祖的场景……村委书记以基层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出具证明：“他就是我们村的张某某，人还在。”
基于多方调查与证人证言，法院当庭判决：撤销2012年对张老伯的死亡宣告。掌声在农家院落里响起。
从立案到判决，九天时间，横跨400多公里，这场持续十三年的“死亡”误会终于得以澄清。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，张老伯激动地握住白云的手：“这些年像影子一样活着，现在终于能堂堂正正做人了！”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，加强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建设，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。张老伯的“新生之路”，正是人民法院践行全会精神的生动注脚：法官主动跨域奔走，打破“坐堂问案”的传统局限；巡回法庭开到村口，让司法服务“接地气”“暖人心”；与基层组织密切联动，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。
如今，张老伯已成功办理二代身份证，医保和低保也在申请中。他计划留在老家，种点庄稼，打点零工。
张老伯也时常笑着对人说：“我是张老三，活着呢！”
来源：人民法院报·1版
作者：陈润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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